有一种观点认为，移民对瑞典的生活方式构成了威胁。在这个问题上，蒂诺·萨纳达吉（Tino Sanandaji）恐怕是最不应持赞同意见的人。作为斯德哥尔摩知名的自由市场智库—工业经济研究所（IFN）的经济学家，萨纳达吉一直以来都支持边界开放政策。而他本人的经历也是一个典型的移民成功故事：萨纳达吉在1989年时跟随母亲从伊朗来到瑞典，那时的他只有9岁。在瑞典政府的财务支持下，萨纳达吉在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完成学业，后赴美国就读芝加哥大学，获公共政策博士学位。
然而，萨纳达吉现在认为，瑞典应停止接纳那些与他有着相似背景的人。“移民为瑞典带来了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中，很多都是先前并不存在的。”他说，“在多种因素的推动下，比如长期的和平和同质人口，瑞典成为一个富裕、平等和经济快速增长的福利国家。而今，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田园诗般的生活已经结束。”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基于瑞典提供的慷慨的庇护政策，来自波斯尼亚、伊拉克和索马里等国的难民纷纷涌入这个原本拥有同质人口的北欧国家。结果就是，它被完全改变了。在2000年时，国外出生人口在瑞典总人口中的比例为11%，而今天这一数字已经接近17%，不仅高于欧洲其他所有国家，而且也高于美国（国外出生人口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仅为13%）。
目前来看，这种趋势还会加速。2013年，瑞典这个拥有950万人口的国家共收到了5.4万份避难申请，较上一年度增长24%。2013年9月，瑞典成为欧洲第一个为叙利亚难民提供永久居留权的国家。自那时起，瑞典每周接纳的叙利亚难民人数均超过500人。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瑞典面临严峻经济挑战的大背景下。这个国家开放的难民政策制定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它是世界第四大富裕国家，失业率长期维持在仅高于零的水平上。“平等”和“团结”是那个时代的口号。对于那些逃离独裁国家的难民，它完全有慷慨接纳的能力。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瑞典的经济增长一直处于疲软状态，而更令人担忧的是，工作机会也越来越少。目前，瑞典国内失业率超过8%，而对国外出生的瑞典人来说，他们的失业率更高，达到16%以上。
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瑞典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同其他很多西方国家相比，它仍是一个非常适于生活的国家。瑞典拥有完善的福利制度，任何瑞典居民都享有免费的公共医疗服务、一年的带薪产假、病假福利，以及免费的牙科护理服务（该项福利限20岁之前）。但现在，这项制度所依赖的社会根基已经开始动摇。
右翼的崛起
一种新现象在瑞典国内蔓延开来。在斯德哥尔摩郊区胡斯比，有一栋5层公寓建筑，阿尔-哈米西（Al-Khamisi）一家就住在这栋楼的顶层。1994年，这家人逃离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控制的伊拉克，与其他60名难民一起乘坐小渔船穿过波罗的海，长途跋涉来到瑞典。
站在阿尔-哈米西家的阳台上，一个典型的斯德哥尔摩郊区尽收眼底。这里可以说是瑞典这个福利国家的真实写照，优点和缺点都展露无遗。这个住宅区建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是一个庞大的国家项目的一部分。当时，瑞典政府计划用10年时间在全国建造100万套住房。
最初，住在胡斯比的多是工人阶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已成为一个混杂的聚居区。四五层楼高的住宅区栉比鳞次。附近有公园、教堂和大型超市。在当地居民中，有人围着穆斯林头巾，有人戴着传统的阿富汗帽，但金发碧眼的白人却很少见。在这个拥有1.2万人口的居民区，大约有85%的人出生在国外或者他们的父母出生在国外。在某种意义上，胡斯比就是斯德哥尔摩市区的一面镜子，而郊区和市区的这种反差则刚好映衬了瑞典现存的隔离问题。居住在卫星城的大都是外来移民。
去年5月发生在这里的骚乱让胡斯比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就在这下面，很多汽车都被烧了。”站在阳台上的拉米·阿尔-哈米西（Rami Al-Khamisi）指着楼下的一条马路说。这个家庭共有5个儿子，25岁的拉米排行老二。“警察赶来后，当地的孩子向他们投掷石块。当时，我的母亲非常害怕，站在这里尖叫，"巴格达！这里真像巴格达！"”他回忆说。
但事实上，这里一点也不像巴格达。这种骚乱是一种典型的瑞典式骚乱。2005年，法国也发生过类似的骚乱，大约1万辆汽车被焚烧，数千人被逮捕。2011年，英国发生骚乱，导致5人丧命，大约2000人受到刑事指控。相比之下，在瑞典胡斯比骚乱中，被焚烧的汽车尚不足400辆；虽然也有人受伤，但都是轻伤，而且受伤者多是被石块击中的警察。在这次骚乱中，瑞典检察机关只是对19人发起了调查，4名年轻人被判轻微罪。
尽管骚乱的规模有限，但胡斯比事件还是戳到了瑞典社会的痛处，并引起政治纷争。在骚乱事件发生一周后，瑞典极右政党民主党党魁、34岁的吉米·阿克森（Jimmy Akesson）发表公开演讲，将这次骚乱的原因归咎于瑞典的移民政策。他说：“一个庞大的社会试验被强加于我们这个国家之上。现在来看，这个实验显然已经失败了，建立多元文化社会的梦想已经破灭。”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瑞典民主党还只是一个由光头党成员组成的党派。虽然该党的排外主张一直没有发生变化，但现在，它已经把自己当成了瑞典福利社会的唯一守护者。在2010年的大选中，该党制作了一条广告，内容是：在领取养老金的路上，一名退休白人被一群身穿罩袍的穆斯林妇女超过，最终没有领到一分钱。画外音解释说，要想解决这一问题，要么削减移民预算，要么减少养老金开支。
在很多瑞典人看来，这个福利国家正变得越来越脆弱。在过去的20年里，瑞典的社会福利规模已经大幅缩水。以所占GDP比例计算，公共开支从1993年顶峰时期的67%降到现在的52%，税收收入从2000年的51.4%降到2012年的44.3%。此外，政府还削减了服务和福利开支。在国际经济学界，这被称作是“新北欧模式”。但对很多瑞典人来说，这种开支上的削减会让他们产生一种明显的失落感。
在2010年的大选中，瑞典民主党赢得了5.7%的选票，超过了成为议会政党的门槛。大选后的调查显示，该党的支持者主要是从事低技能工作的瑞典男性，因为除了移民之外，他们是受经济衰退冲击最严重的群体。今年9月，瑞典将再次举行大选。目前，大多数民意调查显示，瑞典民主党的支持率将会接近10%。随着该党势力的不断扩大，未来瑞典采取其政策主张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
移民的呼声
拉米·阿尔-哈米西一脸凶相，留着超短发，体格健壮，但他并不是那种喜欢胡作非为的人。他是斯德哥尔摩大学的一名大二学生，修习法学。他参与创建的、名为“麦克风”（Megafonen）的组织现已成为斯德哥尔摩郊区最知名的社区组织之一。在他看来，瑞典各地出现的紧张态势并不是由移民造成的，真正的原因在于减税、私有化和福利开支的削减。
在当地社区，拉米似乎很擅长与人打交道。在走出楼门口时，他遇到几个十几岁的孩子，便走上去和他们握手、寒暄。“大家好，”他说，“你们这是要去学校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存在不确定性：在胡斯比，青少年的辍学比例高达19%。）在他家附近的一座人行桥上，他指着一栋低矮的黄色建筑物说：“这里原本是一个儿童游乐场，但现在已经关闭五六年了。附近还有一个名为"巴恩"的游乐场，早在10年前就已经关闭了。我们小的时候，夏天可以去斯德哥尔摩群岛野营，冬天可以到斯堪的纳维亚山滑雪，但现在，那些设施几乎都已经没有了。”
“我想，那些政治家可能也知道这里的孩子需要什么。”拉米接着说，“但他们并不生活在这里，他们并不了解我们这里的现实情况，因而也就不知道该做什么。在这里，大多数孩子都没有自己的房间；他们通常六七个人挤在一间公寓里。除了麦当劳，他们恐怕也没有地方可去。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想象会发生什么？”
拉米的这番话，很容易让人对瑞典的未来产生担忧。在他看来，在胡斯比等地区，那些有着移民背景的孩子可能会成为“失去的一代”，可能无法真正成为社会的一部分。“对于这种隔离问题，政治家们应该采取行动了，这是整个瑞典面临的问题，需要所有瑞典人去解决。这里，也是我们的国家。”他说。
一个移民国家
在瑞典，负责解决这个难题的政治家是该国融合事务大臣埃里克·乌伦哈格（Erik Ullenhag）。在2006年的大选中，在野的中右联盟获胜，保守派弗雷德里克·赖因费尔特（Fredrik Reinfeldt）出任瑞典首相。但现年41岁的乌伦哈格是自由党的成员，在移民问题上，他认为瑞典应保持以往的开放政策。极右派瑞典民主党在2010年赢得议会席位后，赖因费尔特政府与绿党在移民问题上达成协议，确保移民政策不动摇。
“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我们与大多数欧洲国家是不一样的。”乌伦哈格说，“这是一种政治领导力的展现。我们并未因瑞典民主党进入议会而调整政策，相反地，我们仍支持开放和包容的移民政策。我们是一个小国，但同时我们也是一个富裕国家，我们应该承担我们的那份责任。如果人们能够在我们这里找到工作，并最终成为瑞典社会的一部分，那么将来还会有更多的人来瑞典。”
乌伦哈格表示，各项调查显示，在过去的10年里，瑞典人在移民问题上所持的态度越来越积极。他坚持认为，从中长期来看，移民会带来明显的经济利益。“在未来的20年到25年里，我想我们会看到这种开放政策给瑞典带来的好处。”乌伦哈格说，“它会让我们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变得更强大。”
但他也承认，目前瑞典在移民问题上存在挑战，而首要的挑战就是教育和工作。“在融合问题上，一个重大挑战就是，最近几年加入瑞典的人很难找到工作。的确，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很多简单工种已经从劳动力市场消失了。不过，我们认为其他部门，比如服务业部门，还是可以填补这个空缺的。”乌伦哈格说。为此，政府已经出台了多项旨在提高就业率的改革措施，比如对国内服务业实施税后补贴政策和加大对职业培训的投入等。但从目前来看，这些措施似乎并未降低国内高企的失业率。
乌伦哈格表示，除了经济上的挑战之外，瑞典社会还面临着另外一个重大挑战：很多瑞典公民认为他们没有必要改变自己的国家认同意识。“同美国或加拿大一样，现在的瑞典也是一个移民国家。”他说，“但问题是，很多出生在这里的人仍把自己视为移民。这意味他们并没有真正融入到这个社会中。这是瑞典面临的重大挑战。我们应该齐心协力，打造一个共同的未来，而不是把注意力放到父母出生的地方。”
未来任重道远
在距离斯德哥尔摩约半小时车程的迈什塔，有一所专门为移民学生提供辅导教育的高中。清早，来自索马里的移民阿亚安·哈桑·阿里（Ayaan Hassan Ali）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瑞典语。教室的墙壁上挂着鲜艳的木版画和世界地图，墙角摆放着一台大屏幕平板电视，教室后面则是一排书架，上面摆有瑞典语-阿拉伯语词典、瑞典语-俄语词典、瑞典语-提格里尼亚语词典以及其他各语种词典。
除了课堂学习之外，16岁的阿亚安几乎每天下午都在家中自学。在经过两个月的辅导之后，她在读写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在听说方面还很薄弱。“我希望在今年年底完成入门级的语言学习。”她说。她的目标是尽快获得初中学历，然后上高中、上大学。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有些学生的确在一年内就完成了语言学习。”该校负责语言课程的老师维罗尼卡·苏斯吉克（Veronica Suskic）说，“但这样的学生屈指可数。”
在这所语言学校，每天都会有大量新生加入。阿亚安所在的班级大约有20人，但包括她在内只有两名女生。据阿亚安的老师托马斯·恩奎斯特（Thomas Engqvist）表示，他们班上的同学很不固定，每天都会有新生加入，也都会有老生离去。很多进入瑞典的男孩都是“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他们来自阿富汗、阿尔巴尼亚、厄立特里亚、吉尔吉斯斯坦、波兰、索马里和塔吉克斯坦等等。
“这种教学环境很难应付。”恩奎斯特说，“学生的水平参差不齐。在某种意义上，整个世界都被聚集在一个小小的班级里，各种冲突不断。”从目前来看，这种情况在短期内不会得到改善。他引用一名同事的话说，“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战争，我们就不会失业。”事实也的确如此，战争在这个世界上从来都没有间断过。
基于这种情况，老师通常会让学生重复阅读简单的课文，然后再进行词汇测试。“Modig，”一名老师问他的全班同学，“你们知道这个单词的意思吗？”（在瑞典语中，“Modig”是指“勇敢的”。）教室里一片沉默。“它的意思是，虽然你害怕做某件事，但最终你还是去做了。你们谁能举一个例子？”他继续问。
“这就好比是一个小孩去打一个大人。”17岁的阿富汗男孩萨迪克说。同很多阿富汗人一样，萨迪克也是独自一人来到瑞典，途中经过十余个国家。“是的，但他心里肯定害怕，否则他就是个傻瓜。还有其他人吗？”索马里男孩艾哈迈德站了起来，试图讲述他逃离索马里的故事，但由于词汇量匮乏，再加上那种挥之不去的恐惧心理，他无法做出完整的陈述。
当天晚些时候，我参与了这个班级关于未来就业的讨论会。那名17岁的阿富汗男孩问我，“做记者会有好的收入吗？”当我告诉他做律师或学习经济学会有更好的出路时，他一脸茫然地点头。“那么，焊工呢？收入会好吗？”他一脸自豪地问。后来我才知道，他早在5岁时就是一名焊工了。“是的，会很好。”我告诉他说。
（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亦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